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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建芳:治理制假售假 执法和执法都重要
发布时间:2017年03月17日 14:34:41

(电子商务研究中心讯)  摘要:近日,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法律与权益部分析师姚建芳在接受《深圳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要治理制假售假,从国家层面,立法是第一步,执法严不严也很重要,立法后如果不严格执行打假就会落入空谈的陷阱。所以,除了线上的抽查外,线下的抽查也很重要。

  以下为该报道原文全文:《严刑治假时代有望开启》

  对于假货的关注从来没有像今年一样持久而深刻。3月15日,上海市奉贤区法院发来传票,阿里巴巴起诉售假店铺将在4·26世界知识产权日前一天开庭,“像抓酒驾那样打假”正在获得司法界的热烈响应。

  自马云在微博发文呼吁“像抓酒驾那样打假”以来,治理假货已成两会期间热点议题。3月15日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答中外记者问时表示要坚决查处假冒伪劣等群众密切关注的违法违规问题。

  关于假货的治理问题也开始进入实操探讨阶段。近日,司法界对于治假议题的探讨,开始涉及调整立法计划、建立治理体系、直接入刑避免以罚代刑等多个方面。

  “近年最高院的司法解释中,都不断地在加大制假售假的违法成本,加大对制假售假的打击力度,中央对此也高度重视。”3月13日,全国人大代表、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李少平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企业界、法学界和执法司法立法机关正在取得共识,严刑治假时代有望自今年两会期间的热议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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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理假货

  进入实操阶段

  3月10日,国家工商管理总局局长张茅公开点赞马云,并提出加强法律法规建设、加大惩戒力度。而包括最高法副院长李少平、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张鸣起等在内的司法界代表对于治假议题的探讨,则更进一步到改善立法司法的实操层面,涉及调整立法计划、建立治理体系、直接入刑避免以罚代刑等多个方面。

  据了解,目前,刑法中对制假售假者的立案标准为售假金额必须达到5万元以上,对销售明知是假冒注册商标商品立案标准的售假金额必须达到10万以上。对此,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食品药品监管局局长柯俊提出“将掺假造假行为直接入刑”。

  阿里巴巴发布的一组数据显示,2016年全年,阿里巴巴平台治理部共排查出4495个销售额远大于起刑点(5万元)的制售假线索,截至目前通过公开信息能够确认已经有刑事判决结果的仅33例,比例不足1%。

  “人民群众对打假入刑呼声很高,需要全国人大通过立法方式加以修改。”全国人代表、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李静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如此表示。

  张鸣起表示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正在关注“打假”议题。他进一步说明:今年的立法计划已经制订,因此目前尚无针对打假的法律法规修订计划。但随着社会关注度的发展、以及年内重大事件的发生,“不排除对执法检查计划进行调整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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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学界:必须改善立法、加重刑罚

  与此相关的是,法学界也持续展开改善假货治理方法的讨论。专家们普遍认为现行相关法律法规存在过时、过宽、模糊和难以执行等问题,与时代的发展脱节明显,造成取证难、立案难和判决难,在执法司法实践中很难实现制售假案件罪责刑相适应。要根治假货问题,就必须改善立法、严格执法、加重刑罚。

  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朱征夫向大会提交了《关于对制假售假行为加大打击力度的提案》,建议加重对制假售假者的处罚。

  “目前法规从结果来定罪,造成了作茧自缚的情况,很多结果无法确认,如假货的全部销售数额、对人身的伤害等”,清华大学法学院张建伟教授表示。

  在浙江大学刑法研究所执行所长高艳东看来,定罪标准应当从销售金额一元化向多元化转变;在司法解释层面,应该修改传统证据认定标准,采信大数据分析结论、经验证的电子证据,有条件地采用抽取证等证据标准。

  广东金融学院法学系姚志伟教授也认为,目前对制售假者的相关法规处罚力度确实较弱。执法部门应加强与商业平台联动,在违法犯罪发生第一时间获得电子证据,并对售假者做出相应处罚。除完善刑法外,还可以考虑增加行政资格处罚,对制假售假者设置行业禁入。

  国务院原参事、中国质量协会常务理事郎志正提出,对打击假货,中国相关法律法规并不像美国欧洲等国家的惩罚力度那么严格,“我认为现阶段国家对制售假者的处罚还过轻,没有罚到让制售假者不足以再敢制假售假,这是假货泛滥的最主要原因。”

  与郎志正观点相同的还有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法律与权益部分析师姚建芳。她认为,要治理制假售假,从国家层面,立法是第一步,执法严不严也很重要,立法后如果不严格执行打假就会落入空谈的陷阱。所以,除了线上的抽查外,线下的抽查也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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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流媒体提议“让法律硬起来”

  主流媒体没有缺席这场全民大讨论。3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时评文章《假货面前,没有谁是赢者》表示,放纵假冒伪劣泛滥,任凭劣币驱逐良币之风盛行,最终只会让企业蒙受损失、让创新的热情熄火。

  “在治标上,要加大打假力度,坚持对假货零容忍,一个一个环节管、一个一个案子抓,积小胜为大胜;在治本上,健全社会信用体系,构建联合激励惩戒机制,让制假售假者一处失信、处处受限,以此倒逼企业自律、行业自律。而这需要解决好现行相关法律法规存在的过宽、模糊、难以执行等问题,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将打击假冒伪劣纳入法治轨道。标本兼治,才能让质优者脱颖而出,从而弥合供给与需求之间的裂缝。”关于解决方法,评论如此建议。

  “从群众角度,不去买假货,就不会产假货,产假企业就无法立足,最终倒闭。从政府角度,加强市场监管,制定法律重罚相关企业,清理假货假企业,还中国市场一片清白。”ID号为“人民Hqi7u”的网友如此评价道。

  评论员曹林亦表示,对付泛滥成灾的制假售假,说什么都没有用,惟有让法律硬起来,让法律成为真法律,为公众扮演称职“守夜人”的角色。

  《新京报》和《钱江晚报》均认为,酒驾入刑的成功先例,需要在治理假货上复制。“在严肃治理酒驾之前,喝酒开车几乎是个普遍现象。然而一旦执法严肃起来,不留情面,不管身份一视同仁,这个困扰多年的交通治安问题就迎刃而解。打击假货也是如此,需要线上线下协同努力,加大打击力度,像治理酒驾一样打击假货,才有可能真正治理好假货市场。”

  《央广网》认为,对制假贩假的仁慈就是对善良的亵渎,在中国制造不断树立品牌走向世界之际,如何编织更加牢固的法律网,确保制假贩假者受到严厉的惩处,是“实业兴国”的题中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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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里诉售假案4月开庭

  在此背景下,一场将在上海开庭的售假案件或将具有标志性意义。

  3月15日,上海市奉贤区法院发来传票,阿里巴巴起诉售假店铺将在4·26世界知识产权日前一天开庭,且由奉贤法院院长陆卫民担任本案审判长。

  根据最高法指导意见,只有重大疑难、新类型或者在法律适用上具有普遍意义等情形下的案件,才会有院长直接参加合议庭审理,足见在司法实务界已经将阿里巴巴起诉售假、用民事手段“自救”打击假货分子视为标杆之举。

  3月8日,阿里巴巴正式向奉贤法院递交诉状,以“违背不得售假约定、侵犯平台商誉”为由将在淘宝上出售假玛氏皇家猫粮的姚某告上法庭,索赔267万元,并要求其公开道歉,当天即获得法院立案。

  本案中被告姚某从2015年开始在淘宝上出售宠物食品,后来被阿里巴巴和品牌方玛氏联合发现存在假货嫌疑,于是通过神秘抽检进行鉴定,并将线索移交给上海公安局宝山分局联合行动,并将姚某当场抓获。

  在警方对姚某立案之后,阿里巴巴也启动了民事诉讼。阿里巴巴首席平台治理官郑俊芳表示,“打而不死、死而不僵已经令打假陷入了死循环,阿里巴巴将穷尽一切手段提高制假售假的违法成本,让他们不敢越雷池一步。”

  “参照国外治假经验,提高违法成本,可将部分违法行为由行政处罚上升为刑事处罚,轻罪上升为重罪,加大处罚力度。”湖北得伟君尚律师事务所首席执行合伙人蔡学恩如此建议。(来源:深圳晚报;文/王新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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